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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報]陳勝前：從考古學視角看中華文明的融合特性

2023-06-07 09: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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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戴 婷婷

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五千多年，并且形成了一個統一的超大型文明，為什么歐洲至今還是四分五裂而中華一統深入人心？或認為是地理環境方面的原因，中國與歐洲同在溫帶區域，分別處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各自內部都沒有無法逾越的障礙，因此，從地理的角度是難以解釋的，必須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史前中國文明化進程具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那就是融合，并且由此成為主導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時段特性。中華文明的融合特性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特性？過去二十多年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深刻地改變了我們有關史前中國文明化進程的認識，考古學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當然，理解中華文明的融合特性必定需要將其置于更廣泛的歷史聯系中來考察，把中國歷史與文化貫通起來，才可能理解中華文明的融合特性，這需要多學科的合作才可能完成，尤其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參與。

多元一體融合趨勢

費孝通、蘇秉琦都從各自學科的角度提出過中華文明的形成是“多元一體”的，前者是針對中國歷史時期的民族融合而言，后者針對的是史前中國的考古學文化，殊途同歸。這也說明“多元一體”其實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期趨勢，是一個連續不斷發展的過程。多元一體的融合趨勢深刻地影響中華文明的發展，考古學研究把這種趨勢延伸到新石器時代，并以具體的實物遺存來體現這一特征。持續的融合產生了一個超大型的文明體，而且綿延不絕，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最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學研究，一項重大的突破就是認識到史前中國的文明化進程中的確存在“多元性”。新石器時代的開端揭開了文化分化發展的序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若干文明發展的中心。最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提出中華文明是“一元多支”，這種觀點在文化傳統意義上講是成立的，多元一體更多說明的是文明化的具體進程。兩種觀點側重說明的內容有所不同，并行不悖。

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萬年前已經起源，到有文獻記載的歷史，又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考古學是揭示這段未知歷史的主要途徑，目前考古發現與研究已經能夠較為清楚地勾勒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脈絡。史前中國文明化進程可以分為三個特征分明的階段：分化、融合、統一（或稱擴散）。需要強調的是，分化與融合是同步進行的，只是不同時期的主要趨勢有所不同。總體是先分化后融合，轉折期在距今6000年前，分化開始讓位于融合。這樣的發展是原始農業文化生態系統成熟的產物，隨著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口增加，農業向周邊地區擴散。農業發展還意味人們有能力提供更多生產剩余，專業化分工加強，社會內部的等級分化加劇。社會不平等、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等并不是文明起源階段突然出現的，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農業發生階段，到文明起源階段其發展開始加速。

距今6000年前后，文明化進程出現明顯的融合趨勢，以宗教儀式用器統一為特征，文化意義上的中國開始形成，此時或可以采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所說的“神性中國”的概念，即人們在心理上可能已經具有文化共同體的認知。從距今6000年到距今4000多年前，融合的同時還在分化，不同地區發展出形態各異的文明，其進程更像是此起彼伏的浪潮。從崧澤、紅山、西坡等古國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國，古國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復雜程度，已經十分接近歷史意義上的國家，或認為良渚已經是王國。在一波又一波的文明浪潮中，不同地區的文明進行交流互動，中原地區以其更優越的地理區位、更好的農業基礎，在融合過程中廣泛吸納周邊文化，為后來走向多元統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距今4000多年前，文明化進程進入一個全新階段，青銅時代開啟，社會權力的組織效率有了顯著的提升，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文明擴散的特征明顯，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鄧聰注意到其牙璋甚至擴散到越南，而且形制仍然與中原保持一致。從農業社會的形成到區域文明的形成，再從多元區域文明到具有統一形態的文明，三個階段的發展一方面反映了史前中國復雜社會組織演化逐步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區域文明的融合。文明化進程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的發展過程，從考古學上看，距今6000年前后文明已經起源，標志就是古國的形成。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國家起源的本質與形式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同樣是國家這樣的復雜社會組織，其外在的物質表現形式可能完全不同。如果采用簡單唯一的標準（以西亞為標準的所謂“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與青銅），就會極大地限制文明探源研究，不利于我們理解史前中國的文明化進程。

中華文明屹立不倒

人類文明史上有三大體系：中國、西亞與中南美洲，分別對應三大農業起源中心。美洲文明出現晚，完成整合的印加文明，囊括的范圍南北超過5000公里，但東西平均只有300公里，又處在交通不便的高原地帶，維系成本高昂。真正可以與中華文明相提并論的是歐亞大陸西側的文明，以西亞起源的農業為基礎，分別形成了兩河、古埃及、印度河、古希臘四支文明。雖然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亞歷山大大帝這樣的人物，試圖統一四者，古羅馬曾經形成以地中海為中心的龐大帝國，奧斯曼土耳其也曾形成地跨歐亞非的政權，但是都沒有能夠統一歐亞大陸西側的四支文明。后來更是四分五裂，至今已然分化成為不同的文明體系。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與有效的社會整合策略，中華文明在史前階段就開啟了多元一體的融合進程，并在各個歷史時期發揚光大，將融合特性發展成為中華文明一項重要特征。它所締造的結果，就是一個超大型的文明，這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意義重大。作為超大規模的單一市場，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規模效應愈加明顯。反過來說，超大規模讓中華文明在動蕩世界的劇烈沖擊面前屹立不倒，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融合不是簡單的相加，也是競爭與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注意到，史前時代中原地區更像是集體導向的，而如海岱、遼西、良渚等地更多是個體導向的，其貴族首領的墓葬往往有豐富的隨葬品，而中原重視規制，隨葬品少得多，尤其缺乏貴重的隨葬品。經過融合之后，集體導向的中原獲得了優勢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融合的過程是中原化的過程。不過，中原同時廣泛吸收了周邊地區的文化，如長江中游地區的圖像、長江下游與遼西的玉文化、山東地區的禮器與工藝等。中原的融合文化不僅來自周邊，還來自遙遠的歐亞大陸西側。這里可能需要回答為什么中原能夠融合，而其他地區不能？除了區位優勢之外，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的變遷，要在當時的諸文明體的競爭中獲勝，必須得有革新，中原地區有更強烈的引入新文化的需求，中原地區率先完成了社會權力結構的改革，在傳統神權的基礎上融入了更多的軍權。還需要注意的是，融合還可以是建構互補關系，這種關系特別表現在南北方之間。北方是注重禮儀秩序文化的發源地，而南方是精神超脫文化的故鄉，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儒道互補，其原始基礎就是南北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

在各層面實現文明融合

毋庸諱言，不論是歷史時期的民族融合，還是史前階段的文化融合，殘酷的暴力與戰爭都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隨著技術的演進，規模與殘酷程度不斷擴大。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看史前中國文明化進程，可以發現其中保留有獨特的道德因素，以玉文化為代表，發展成為“畏德不畏威”的道德精神。因此，盡管在文明整合期不乏征戰，龍山時代的遺址發現不少暴力證據，更早的良渚也是如此，但是在政治層面進行整合的同時，還存在另外一條整合路徑，那就是文化層面的整合，尤其是意識形態上的整合。在這個層面上，強調務本、世俗、禮制的中原文化成為起主導作用的核心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一種較為包容的文化，在處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時，更愿意采用“民胞物與”的價值觀。中國歷史時期，草原游牧群體與中原農耕群體的矛盾有時非常尖銳，草原族群不斷入主中原，改朝換代，不論統治集團采用怎樣的政策，文化融合始終都在進行，以中原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非但沒有被拋棄，反而得到了加強，大量族群的漢化就是明證。中國的歷史時期與史前時代并不存在斷裂的鴻溝，史前時代開創的社會整合策略，當其行之有效時，就很容易為后世所接受。歷史文獻中不同朝代紛紛推崇三皇五帝以及三代時期明主的盛德，由此可見其對后世政治的影響。

文明融合是全方位的，這反過來影響了流傳到后世的古史傳說，比如家族世系的融合，黃帝成為不同族群的共同祖先。至于血統融合的說法是否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形成，目前不得而知。采用血統融合的說法，顯然能夠增加不同族群對新的族群共同體的認同。融合不僅僅體現在政治上，還體現在文化意義上，并反映在物質遺存上，最終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結構，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中華文化。我們為中華文明悠久而強大的生命力而驕傲，融合特性是其生命力的根本保證。中華文明不斷接受與融入新的文化因素，甚至把天文、地理與人事都融為一體，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在融合特性的作用下，天下萬邦逐漸歸于一統，都是炎黃子孫，至近現代又進一步融為統一的“中華民族”。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這一顯著的特性在當代乃至未來，還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對于紛亂的世界來說，文化包容的中華文明正是希望之所在。

（作者陳勝前，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原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6月7日第03版）

原文鏈接：[中國社會科學報]陳勝前：從考古學視角看中華文明的融合特性

（責任編輯：汪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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